原磊：宏观经济发展韧性更加彰显

2026-06-27 · 大通配资

作者 | 原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、党委书记 2025年GDP增长5%，2026年第一季度开局良好，经济增速达到5%，多项指标出现回升。预计2026年全年会实现4.5%~5%的增长目标，实现接近5%的增速。202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99665元，约合13953美元，按照现有汇率水平，如果“十五五”“十六五”期间平均增速超过3.67%，2035年

作者 | 原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、党委书记

2025年GDP增长5%，2026年第一季度开局良好，经济增速达到5%，多项指标出现回升。预计2026年全年会实现4.5%~5%的增长目标，实现接近5%的增速。202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99665元，约合13953美元，按照现有汇率水平，如果“十五五”“十六五”期间平均增速超过3.67%，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2万美元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，我国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一目标。

经济总量固然重要，但对一个国家来讲，产业结构可以更加直接地反映其全球竞争力和经济发展质量。近年来，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很多积极变化。首先，高加工度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保持了较快增长。2024—2025年，我国制造业增速均快于GDP增速，且增长最快的行业大多属于高加工度和高科技产业。2026年第一季度延续了这一趋势，科技含量较高的新领域（如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、专业技术服务业、信息服务业等）投资均保持两位数增长，且高技术制造业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也分别增长了5.2%、12.3%。其次，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很快。例如，我国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速，2025年达到了11.1%。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，其高速发展体现了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。最后，绿色相关行业发展较快。随着绿色转型推进，新能源装备生产大幅加快，很多新能源装备生产增速都保持高速增长。

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发生深刻变化，传统增长动力面临压力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大幅降低，2020年以来每年仅拉动GDP增长1~2个百分点，2025年更是跌到0.8个百分点；消费虽强于投资，但近年来也有所降低，平均每年拉动GDP增长2~3个百分点。相比之下，出口表现强劲，贡献率不断创出新高。这一变化有着很深刻的含义，那就是中国加快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。在中国制造出口中，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再占主导地位，目前仅占15%~20%，而是机电产品占据主导（目前约占60%）。2026年第一季度，我国集成电路、乘用车、船舶出口分别增长77.5%、60.7%、48.7%。出口强劲增长说明中国很多产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，机电产品、高科技产品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我国制造业正发生质的变化。从全球历史来看，哪个国家能够在引领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领域占领先机，哪个国家就有可能在未来领先全世界，而工业 机器人 、新能源汽车、光伏产品等领域可能会成为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。

外部环境变乱交织，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

当前我国正处于风险机遇并存，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。2026年2月28日爆发的美以伊军事冲突，直接冲击了全球能源供给体系，导致国际油价剧烈波动。从长远看，这一事件将倒逼全球能源体系加速转型，为我 国新能源 产品出口提供机遇，强化我国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优势，但从短期看，也确实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。一是全球宏观金融形势处于高度不确定与政策分化的紧张格局中，这一趋势已经逆转了市场对“复苏+降息”的乐观预期。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欧洲、美国面临着严峻的通货膨胀压力，美联储、欧洲中央银行快速加息，以遏制由“需求拉动+成本推动”叠加的通胀，直到2024年成功控制住物价以后，才结束此前的高利率政策，开启降息周期。然而，油价骤涨再度推高能源成本与运输费用，加剧核心通胀黏性，迫使美联储与欧洲中央银行重新评估降息节奏，推迟或暂停降息，甚至市场已经开始考虑加息的可能性。对于中国来讲，一方面，更加动荡的外部环境不利于出口增长，从而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；另一方面，中美（欧）利差的扩大，也会带来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，压缩货币政策空间。二是能源价格上升会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，若不能向需求端有效传导，就可能加剧产业链中下游企业经营困难。美以伊军事冲突爆发以来，我国很多原材料价格出现明显上升，2026年3月PPI增速由负转正，同比增长0.5%，2026年4月更是超过了CPI增速，同比增长2.8%。PPI增速回升有好的一面——有利于促进我国价格水平整体提升，有效激发经济活力，但也有不利的一面——如果市场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提升，无法在终端市场消化价格提升压力，就可能会对产业链下游企业造成销售不振和利润降低的“双重挤压”，甚至拖累整体经济。

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，供强需弱矛盾突出

供强需弱主要体现为供需关系的错配。其中，“供强”主要体现在我国产业供给能力强，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达30%，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，同时由于存在结构性失衡，大量企业集中在价值链低端环节。目前，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%，产能利用率最低的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、食品制造业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，分别仅为61.6%、69.3%、69.8%。这部分行业的企业为争夺有限市场份额，陷入过度竞争，导致社会资源陷入低回报困境，进而影响了企业盈利和投资意愿，形成负向循环。“需弱”主要体现在我国需求端疲软，2024年和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仅为3.5%和3.7%，市场需求不足以消化强大的供给能力。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，主要有三个方面。一是房地产市场处于结构性调整周期。房地产是拉动需求的重要动力，不仅能够带动家电、家具、装饰等下游产业发展，而且能够通过拉动投资，带来水泥、有色、钢铁等上游产业的发展。近年来，我国房地产行业企稳基础尚不稳固，对上下游产业拉动作用有限。另外，房价下行直接导致家庭财务状况恶化，在财富减少后，人们会倾向于增加储蓄、减少消费以修复资产负债表。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降低。近十年来，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整体下行，这也带来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。新生人口下降导致未来潜在消费者总量减少，尤其影响以年轻人和家庭为核心需求的行业。同时，由于青年人更容易接受新技术新产品，对消费能够发挥引领作用，因此人口结构老化也会阻碍消费升级。三是经济增长“涓滴效应”正在减弱。人工智能、平台网络等技术进步不是中性的，而是偏向于资本、高技能劳动等高级生产要素。结果是，在收入分配中，资本所占份额越来越大，而劳动所占份额越来越小。同时，在劳动所占份额中，高技能劳动者所占份额上涨，低技能劳动者所占份额下降。这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，从而制约了消费需求增长。这在宏观上体现为经济增长“涓滴效应”的减弱，需要国家以更大力度加强收入分配的调节。

企业盈利出现分化，就业和收入增长面临压力

近年来，我国工业企业盈利状况逐步好转，但不同行业之间分化明显。2025年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上年增长0.6%，结束了连续三年的负增长，2026年第一季度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.5%，创下2022年以来新高。从行业来看，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明显快于工业整体水平，2025年和2026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13.3%和47.4%，高于当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12.7个百分点和31.9个百分点。其中，智能电子产品创造消费新潮流，带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快速增长，2025年智能消费设备制造行业利润较上年增长48.0%；半导体领域产业链实现“加速跑”，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、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、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、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172.6%、128.0%、49.1%、33.3%；医疗领域高质量发展效果显现，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造、生物药品制造、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.7%、37.1%、29.7%。相比之下，很多传统产业盈利面临较大压力。例如，2025年纺织、家具制造、造纸、烟草、酒类、化工等行业利润水平均出现明显下滑，采矿业利润水平更是整体下滑了26.2%。这说明，我国经济在总体加快发展的同时，也有很多传统企业经营困难，造成部分工人失业或收入降低，以至于宏观数据与部分微观主体感受之间存在明显“温差”。另外，随着人工智能（AI）、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，部分重复性劳动岗位面临调整，部分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就业替代问题，这将进一步加大部分社会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压力。

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我国经济起步有力，制度优势和大国优势不断彰显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正在累积增多。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用好用足宏观政策，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与输入性通胀，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，缓解结构性就业压力，切实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。

首先，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。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一是要积极扩大财政支出，确保必要的支出力度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高财政资金效能。引导财政支出向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倾斜，通过投资于人来释放长期的消费潜力。二是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，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，努力降低企业资金成本。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重点支持实体经济、民营小微和民生领域。三是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。通过贷款贴息、融资担保等方式，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领域聚集。

其次，要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与输入性通胀。针对美以伊军事冲突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，要积极主动加以有效应对。一是稳定大宗商品供给，平抑输入性价格波动。完善战略能源与关键原材料储备调节机制，根据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适时投放储备，缓解国内企业成本压力。同时拓宽多元化进口渠道，降低供应链集中风险。二是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精准支持。针对受冲击最严重的交通运输、化工、农业等领域，实施阶段性补贴或税费减免，例如，对化肥等农资进行补贴，以保障粮食安全。用好科技创新、绿色转型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为受冲击严重但有发展前景的企业（特别是中小微企业）提供低息贷款支持，缓解资金压力。三是强化跨境资本与汇率风险管理。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，防范因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的资本大幅波动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，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。

再次，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。一是优化初次分配。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，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，确保劳动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。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，支持上市公司提高现金分红比例，丰富居民稳健型理财工具，让群众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。更好地体现知识、技术、人力资本导向，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。二是加强二次分配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，加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力度和精准性，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。探索完善资本利得、财产所得等方面的税收机制，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加大对低保、特困、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。三是鼓励三次分配。完善慈善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机制，加强现代慈善组织制度建设，构建激励相容的税收制度，将慈善税收优惠融入整个税制改革体系。

最后，要缓解结构性就业压力。强化就业优先导向，积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。一是稳定重点群体就业。针对可能受外部环境影响或面临转型压力的制造业、建筑业、住宿餐饮业等用工大户，进行精准帮扶和用工监测，避免用工规模大幅波动，对吸纳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、大龄劳动者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、培训补贴，降低用工成本。二是积极拓展就业渠道。扩大数据标注员、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需求，大规模开展转岗技能培训，重点提升低技能劳动者数字技能和再就业能力。三是健全灵活就业保障体系。扩大新就业形态、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覆盖面，完善失业、工伤、养老等保障衔接机制，稳定居民收入预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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